讽刺与幽默

弹幕里这句话，潜台词不言自明。且不说怎样才是相声，站在道德高地的你或许可以想想，马季、唐杰忠的《多层饭店》，就这么变着花样地调戏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，放今天可是在创作者脑子里一闪念的机会都不许有啊。

幽默从不是什么高尚趣味，王朔在《无知者无畏》说得对：“笑话两种最好使，一是政治口，一是荤段子。” 弹幕一褒一贬，拔高《多层饭店》的政治口，暗讽德云社的下三路。若是拿到王朔那里一比对，嗐，都是编笑话的手段罢了，谁高谁低啊。

古往今来，雅与俗的二元对立，无非是权力结构的体现。政经权力之后，必然跟着文化特权。在这游戏里，中产阶级都不配定义的“高雅”二字，是普罗大众一辈子无缘拥有的绝对权力。《沙丘》小说里有句名言：谁控制了香料，谁就掌控了宇宙。我也借用一下，大胆断言，谁控制了“高雅”的最终解释权，谁就是这世界真正的deep state。

而“讽刺与幽默”，恐怕是属于无权者为数不多的权力了。动动嘴皮动动笔，便能刺痛不能冒犯之人，触碰不可描述之事，换得油然快感，性价比真高。

郭德纲编排于谦，也要先把于老师捧到天上，您的为人怎么怎么好，您的艺术多么多么高，让他成了比肩高雅的特权人士，然后才好行下三路之礼。在观众眼里，凡是从神坛上摔下来的，越砸得瓷实越可乐。

忘了是谁的话，说“我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看那些从不犯错的人犯错。” 在这个语境里，“冒犯”严格遵循单向度的法则，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专属权力。你可以想象，假如主宾对调，非但一点不好笑，“冒犯”还成了“侵犯”，好比你于谦老师不捧一下就开涮，那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，我也得痛骂郭德纲两句，后果很严重。

相比之下，我认为“低俗”算不得权力，而是一种权利。因为紧贴本能，它有着不分阶层、不可剥夺的普适性。没有谁有可以高举道德的大棒，禁止我低俗。我是没听说过什么真正“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”，反倒是以高尚之名，成天紧盯别人裤腰带的，大概率不是什么好人。

在我们津津有味地行使低俗（主要是性）权利时，同样需要考虑权力结构的问题——即在我们所处的性文化当中，是否存在上位者与下位者之分？换言之，有没有性的特权阶级与被剥削阶级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，讲荤段子寻开心的时候，你在这权力结构中身处何处？你的快感，是否建立在对性权力下位者的剥削之上？毕竟大多数时候，“笑”这一动作，是有具体对象的。

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认为“在当代中国，存在男性女性的结构性不平等”这一命题为真，那么作为性权力结构下位者的女性脱口秀演员，对于男性的种种调侃便属于适度冒犯的范畴，往大了说，是被保护的言论自由。我自己作为男性，比较健康的心态应是一笑置之（仅限自己，不要求别人）。

考虑到我们的身份、文化语境都是动态的，时宜因人而异，幽默的边界也因此而微妙。反正我的恶趣味，最后只好意思和几个小圈子“损友”分享。我也多次领教过女性朋友荤素不忌的幽默，相信只要在充分平等、默契的社交环境中，再荤、再地狱，也都没什么不好。从这点来说，以公共表达为生的喜剧演员麻烦多了，他们是踩钢丝的人——触碰禁忌，会死；不触碰禁忌、不冒犯，就不好笑，一样会死。冒犯与低俗，是我们的娱乐，更是很多人的谋生饭碗。在我国，《讽刺与幽默》还是一份正规报纸，你可知它的主管单位是哪家？

大声疾呼礼崩乐坏的文化清教徒们，召唤起铁拳来轻车熟路，一次又一次，视利维坦为百忧解。该庆幸才对啊，当我们还能以讽刺与幽默冒犯上位者时，说明这社会仍有自由宽容的呼吸空间；当我们普遍从“低俗”中寻得喜悦时，不恰好证明，文明的遮羞布尚在腿间吗？换个角度想想，什么时候体面人成了笑话，礼乐才真的崩坏掉了。

我很爱马季先生，可他早年的歌颂型相声，我实在笑不出来，总觉得其娱乐价值不及80年代以后的那批作品高。《多层饭店》创作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你可以听听看。

也可能是文明史太久远了吧，我们总有“文以载道”的沉重包袱，你作品必须拥有超越字面意义的深层价值才算高。我很怕有人把大众娱乐当艺术，那不就走偏了吗？流行音乐界也是这样，娱乐品娱乐品，首先你不从娱乐价值出发，而去硬挖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意义人文价值，歌颂什么、批判什么，打小就经受这种语文训练，上纲上线可不信手拈来。太累了。

不如回归本位吧。讽刺与幽默，就是讽刺与幽默，它可以释放社会压力、可以调和阶层矛盾，还能成为依法纳税的朝阳产业。有些边界本来就很难界定的事，还是学学邓公的气度，搁置争议，在发展中求解决。以言论治罪、拿文艺当枪，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的，都是几代人的集体创伤。我们要保卫那个属于我们的、来之不易的宽容社会。毕竟，没有什么是可以被一句话、一本书所轻易击破的。